11月19日，驻比利时大使曹忠明接受比知名财经周刊《Trends Tendances》记者Robert van Apeldoorn视频专访，阐释和解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并介绍了国内防疫抗疫和经济恢复情况。该杂志于12月3日刊登专访内容。专访实录全文如下：
1、问；比利时与其他欧洲国家都出现了第二波新冠肺炎疫情，但中国真的没有出现吗？你们是如何成功避免出现第二波新冠肺炎疫情的？
曹大使：首先，中国确实不存在第二波疫情。当然，在当前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蔓延的情况下，中国散发病例和局部风险仍然存在，近期新疆、辽宁、山东等地曾发生局部小规模疫情，但地方政府迅速处置，及时控制住疫情，不久后就实现了清零，没有出现过大规模传播的情况。
疫情的控制与经济恢复有着直接关系。我们从中国经济的迅速反弹回升中可以明显看到国内疫情得到控制的情况。在中国，人们日常和经济生活已经基本恢复正常。我可以举两个例子，一是11月初，中国在上海如期举办第三届国际进口博览会，来自124个国家（地区）企业参展，吸引40万人注册，6天展会达成861项合作意向，累计意向成交726.2亿美元，比上届增长2.1%。另一个例子，餐饮业和旅游业是受疫情影响最大的，可以说是疫情控制情况的“晴雨表”。中国10月份餐饮业收入4372亿元，同比增长0.8%，这是疫情暴发以来首次实现正增长。“十一”8天假期，中国国内游客6.37亿人次，消费约695亿美元。这两个例子都说明中国没有发生第二波疫情。
这得益于我们科学、严格防控。一是中国的民众防控意识很强，自觉采取保持社交距离、戴口罩等措施，对政府的配合度很高。二是大规模检测。10月中国山东省青岛市出现偶发病例后，5天内完成了1000多万份核酸检测，全部出结果。三是密切追踪。截至11月16日，一旦发现病例，及时追踪到密切接触者并对其进行隔离。
新冠病毒传播性很强，中国付出巨大努力才控制住疫情，成果来之不易。尽管没有发生第二波疫情，目前中国面临的疫情输入风险较大，我们对国际旅客采取了行前检测、入境隔离等必要措施，其他国家也根据自己的情况有类似的做法。
2、问：2月份采访时，您曾警告希望减少中国进口从而推动产业回迁的西方国家，您说您认为其他国家不可能像中国那样实现大规模的生产。上个月几乎创纪录的出口规模数据似乎证实了您的观点。您对此如何解释呢？
曹大使：确实我们上次采访中谈到了这个问题，当时我认为，产业回迁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但是不会出现大规模的回迁。对此我主要基于两个信心，首先是中国经济基本面良好的信心，第二是对中国政府有能力迅速控制疫情的信心。
就像你所关注到的，中国近期利用外资和贸易数据都显示了中国经济的韧性、稳定性，以及中国和世界经济高度融合。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外贸增长0.7%，中国和欧盟进出口增长2.9%。中国是全球范围内率先复工复产的，也是世行预测今年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当时我们也谈到了中国经济将V型复苏，现在看来，欧盟有可能出现W型复苏。
关于中国为什么能够率先实现复工复产，而且是唯一实现正增长的经济恢复态势，我认为有几个原因，这也是外资企业不大可能从中国大规模迁走的原因：
第一，绝大多数外资企业是看好中国经济和市场前景的，中国产业门类齐全、基础配套设施完善，拥有超过4亿中等收入群体。产业回迁归根究底是跨国企业的商业决策，除非政府采取强制措施要求企业迁回本国，而这是违反自由贸易原则的，否则的话，相信跨国企业在这个核心问题上会做出明智的选择。
第二，中国从没有刻意追求过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在全球分工中承担了一些生产任务，这是国际分工的结果。从“十四五”规划《建议》中也可以看到，中国将逐步发展绿色、数字等新兴产业和服务业，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我们也在对自身经济结构和产业布局进行调整。
第三，从长远来看，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潮流，大规模回迁实际上也是不符合全球化势头的。个别经济体可能会在疫情后对产业进行局部重新布局和调整，但我理解，这是限于具有战略重要性的产业，强行要求企业把在国外的生产设施都搬回本土，这可能并不符合本国的发展需要。比如在比利时就不太现实。正如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二次峰会上指出，利用疫情搞“去全球化”，鼓吹所谓“经济脱钩”、“平行体系”，最终只会损害本国和各国共同利益。
3、问：“十四五”规划将进入最后审议通过阶段，我们已从十九届五中全会了解到一些规划的信息，这次会议还发布了2035年远景目标。中国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个仍制定经济计划的国家，之前苏联也有这样的做法。制定计划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为了展现，相较于企业，政治才是经济活动（社会主义经济）的主导？该规划如何执行？
曹大使：制定经济规划不等于“计划经济”。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实施计划经济，制定5年“计划”；从2006年开始把“计划”改为“规划”，反映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市场在资源配置中逐渐起到决定性作用，企业是市场主体。我们现在不是计划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在制定经济规划不等于搞计划经济。
制定规划是为了发挥政府对企业的引导作用，而不是主导，主要目的是为中国经济今后五年的发展指明前进方向、提供行动指南。在“十四五”规划《建议》里有一句话很好地描述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即：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认为5年规划的作用有两方面。一是明确政府工作重点，二是引导市场主体行为。一方面，政府通过完善法律法规、新基建等基础设施建设、减费降税等，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商业环境，充分释放市场主体活力。如果你阅读文件就会发现其中明确提出这样的内容。另一个方面就是引导企业，让市场主体对政府未来的产业政策和国家经济发展走向有着更明确的预期，有助于保持政策稳定、透明。比如说，我们提出重点发展绿色经济、数字经济，让企业能够更放心地投资这些新兴产业。政府在经济和产业发展中的宏观调控和规范引导作用在各国都有，包括西方国家，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
问：中国政府将使用哪些工具使五年规划成为现实？通过补贴、银行贷款吗？
曹大使：为了落实“十四五”规划，一方面政府自身会加大投入，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投入，这其中也包括银行的贷款也会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来。政策工具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政府采取的鼓励经济发展的措施，比如减费降税。我们现在的经济形态是多样的，既有公有制经济，也有非公有制经济。《建议》强调，既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也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中国现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也离不开民营经济。民营经济近几年在中国蓬勃发展，民营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0%，贡献了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吸纳了80%以上的城镇就业。近年来阿里巴巴、腾讯、华为等超大型企业，推动中国电商、互联网新业态发展，这是企业商业行为，未来也是如此。中国还宣布成立了科创板，为科技创新企业提供融资。应该说，中国的市场经济主体和融资渠道都是多元的。
4、问：“十四五”规划《建议》一项重要的内容是“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这几个月来该话题也一直引起众多讨论。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中国是否将通过这种方式发展国内市场和内部需求，从而减少对出口的经济依赖？
曹大使：你敏锐地注意到这一新概念，说明你对中国经济很有研究。“双循环”的准确表述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你可能知道，过去中国发展一度倚重“两头在外”的国际市场，随着经济体量不断扩大、经济结构不断调整，中国经济增长必然越来越依赖国内需求的支撑，对外依存度必然会降低，这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发展的普遍规律。比如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进出口总额4.1万亿美元，对外依存度仅为23%左右。
实际上，自2011年中国实施“十二五”规划以来，中国经济政策的重心已经逐渐从侧重国际循环向国内外循环相互协调转变。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已经由2006年62.4%的历史性峰值下降至2019年的31.8%。虽然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已经下降了将近一半，但依然显著高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水平。
与此同时，中国的外部发展环境发生了一系列结构性变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快收缩，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以及这次新冠疫情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仅仅依赖原有的国际大循环模式已难以充分释放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中国一个省的经济总量往往就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经济规模，只有打通内部循环，让国内大循环更加畅通，才能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因此，中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外部环境变化的需要，是顺势而为而不是刻意而为。
5、问：“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政策也是应对中美贸易危机的对策吗？
曹大使：应对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是中国提出新发展格局的考虑之一，而中美经贸摩擦正是这种变化的重要体现。事实上，美国对中国采取的单边主义和极限施压政策，让中国更加意识到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的重要性，更加证明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中国必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6、问：您是否认为美国新当选总统拜登，将比特朗普总统带来更少冲突，更有可预测性？
曹大使：确实全世界对美国大选都很关注，欧洲也同样关注，作为外交官，我不想对美国大选作评价，但我更愿意对中美双边关系说一些我的看法。有两点应当强调，首先中美关系紧张完全是由美方挑起的，是美国的单边主义霸凌政策造成的；其次，中美关系紧张并不符合包括欧盟在内的各方利益。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应该本着负责任的态度，认真对待和妥善处理对外关系，而不是去做现行国际秩序的破坏者。中美两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理应加强接触和合作,我们历来主张中美应加强沟通对话，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管控分歧，在互惠互利基础上拓展合作，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我希望中美关系未来变得可预测、可对话、可合作，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对于世界来说无疑将是好事。
7、问：“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是否意味着减少来自外国企业的投资或进口，还是你们将对外国投资者更加开放？
曹大使：中国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要关起门来封闭运行，更不意味着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转向，而是要把发展的立足点更多放到国内，通过畅通国内的大循环来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更好地联通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推动对外开放进入更高水平阶段。
事实上，中国正在以实际行动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作为一个有14亿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全球最具潜力的超大市场，中国已经成为吸引国际商品、投资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扩大对外开放对中国企业来说意味着巨大的商机。几天前，包括中国在内的15国共同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建成了全球最大的自贸区。目前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正在加紧开展，致力于如期在年内完成。我相信协定达成将推动中欧经贸合作迈上新的台阶。在此基础上中方还愿和欧盟尽早启动中欧自贸进程。
中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将为中欧、中比务实合作开拓新局面。疫情期间，中比贸易额依然保持增长。今年1-9月，中国与比利时的贸易额达到199.6亿美元，同比增长7.4%。中比企业合作也有新进展。优美科公司在中国市场的盈利显著增长，生物技术公司Bone Therapeutics与中国两家公司达成5500万欧元合作协议，说明中国开放的脚步并没有停止，而且正在扩大。我还想强调的是，开放应该是双向的。中国向别的国家扩大开放，也希望别的国家向中国扩大开放，为中国企业在当地开展正常的投资商业活动创造公平、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8、问：关于RCEP，对于中国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很好的协议，但是协议中并没有太多农产品和服务的内容。该协议对中国有何重要性？在“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有帮助吗？
曹大使：RCEP是东盟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15个国家耗时8年谈成的高水平自贸协定，不仅对中国来说意义重大，对其他协定签署国也同样是重大利好。RCEP协定最大限度的兼顾了各方诉求，在货物、服务和投资等市场准入和规则领域都实现了利益的平衡。协定还给予最不发达国家差别待遇，专门设置了中小企业和经济技术合作两个章节，促进本地区的包容均衡发展，共享RCEP成果。同时，由于其人口、GDP、贸易总额涉及全球总量的30%，因此对于世界经济的增长也将具有积极的贡献，有助于通过开放与合作应对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这表明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是大道、正道，仍然代表世界经济和人类前进的正确方向。RCEP的签署对中国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有明显的促进作用，RCEP是把东亚有关国家的自由贸易协议连通起来，比如中国和东盟、中国和澳、新、韩国都有自贸协议，东盟和其他各方也有自由贸易协议。协定规定将来区内零关税达到90%以上，因此是一个高水平的自贸协定。
RCEP协定有20个章节，1.4万多页，涵盖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全面的市场准入承诺，涉及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方方面面。农产品作为货物贸易的一部分，在协定附件里作出了大量的实质性减让承诺。关于服务，协定有一个专门的“服务贸易”章节。中国是东盟国家出口农产品的重要市场，我们在中国市场上可以看到东盟国家向中国出口的大量农产品，特别是水果。
9、问：“十四五”规划《建议》将加大对创新发展的支持。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将开发并正在开发一些技术，如半导体芯片、5G、超级计算机、医疗技术等，以减少对那些被特朗普政府制裁的技术专利的依赖？
曹大使：中国在“十四五”规划《建议》和2035远景目标中将创新摆在重要的位置，一方面是因为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特别是近年来，美国一再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幌子，滥用国家力量全面打压遏制中国的华为等高科技企业，公开阻挠他国自主选择5G合作对象，让我们越发认识到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性，提醒我们更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但另一方面，中国的科技创新从来都不是封闭式的创新，今后也不会关起门来自己搞创新。比如在5G领域，中国欢迎外资企业积极参与中国5G网络建设，目前已经有包括诺基亚、爱立信在内的一些国外电信企业在中国5G市场有些项目中中标。我们愿意与比利时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展创新领域的对话交流和项目合作，并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创造良好环境。这一方面，我们愿意进一步与比利时加强合作。
10、问：“十四五”规划目标和远景目标之一是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发达国家”是什么意思？您能给出一些参考比较吗？您认为什么时候可以达到？2019年，中国居民人均年收入为30733元（3900欧元），而比利时是大约18000欧元。这个对比我不确定是否合适。
曹大使：无论是“十四五”规划《建议》还是2035愿景目标，我们对GDP增长都没有设定一个具体的数字指标。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这些目标都采取了以定性表述为主，蕴含定量的方式。
“中等发达国家”概念本身是相对宽泛的，它也是动态变化的。如果要说得具体些，我个人理解是“发达国家的中等水平”。因为发达国家群体中发展程度和人均收入就差别不小，比如北欧和南欧，收入差距较为明显。比利时人均收入1.8万欧元，这是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人均GDP比这个还要高一些。我们的发展目标是到那时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肯定要付出艰巨努力，但我们有信心。我们提出这个目标是经过专家测算的，有科学的依据。
11、问：“十四五”规划目标和远景目标之一是对于环境的目标。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如果继续发展煤炭能源（即使中国是第一大电动汽车市场），该目标如何能实现？该政策如何实施？
曹大使：我相信欧盟国家，包括比利时在内对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都非常关注。中国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已经多年，在“十四五”规划《建议》里把绿色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等作为一个重要的领域，在之前“十二五”、“十三五”的规划也有涉及。我们已经提前完成了2020年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至45%的国际承诺。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新的目标，但无论是争取完成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目标，还是实现2060年前碳中和目标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实现碳中和愿景我们需要的时间比发达国家缩短30年左右，欧盟是1990年达到峰值，2050年实现碳中和，欧盟将用60年时间，美国2005年达到峰值，准备2050年实现碳中和，需要45年。这也显示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坚定的决心，同时还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下一步，我们将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推动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二是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化石能源消费。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行动。加快推进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创新。
由于中国资源禀赋的特殊性，煤炭一直是主体能源。近年来，我们不断优化能源结构，煤炭消费占比在下降，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在上升。2019年，煤炭消费量在能源消费总量中占比从曾经的72.4%下降到57.7%，再创历史新低。旧的高排放火电厂在进一步淘汰，最近十几年时间，我们淘汰了1亿多千瓦装机容量，新建火电厂已经达到了燃气电厂的超低排放标准。从“十四五”开始，我们还要限制甚至禁止煤炭和火电厂进一步发展，在这方面采取更多积极措施，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还将下降。比利时也在调整能源的消费结构，提出了绿色发展，新的政府对核电的问题也提出了一些目标。这也将为中比绿色合作带来巨大的潜力和空间，双方在循环经济、可再生能源、低碳技术等领域都可以开展务实合作。
中国强调绿色发展，是为了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是自发的需要，不是迫于外部压力。